感秋

　　夏天走了，真的走了。

　　究竟是夏天带来了雨水，抑或是雨水带来了夏天，无人知晓。只晓得，在哗啦哗啦声中来的夏天，真的走了。今年的夏天，失职了，一季九十天，几乎没一日是属于他的。

　　昨夜屋瓦的滴答滴答声，柔声细语点滴到天明，以为还是夏雨呢。没啦，这个秋天没有特别的凉意，尽是夏天留下的错觉，难怪完全不觉察她的到来。若说不知道这是秋的季节，也不全对。因为秋花已开，秋叶渐黄，秋水……早就凉了。

　　悉尼没有秋蝉，刘文正也许是对的，秋蝉也许叫寒了春水，也或许真的催黄了绿叶。但是，悉尼就只有夏蝉，一季的知了，是上天赐给我的夏意浓浓，也是曾经少年发情的季节啊！

　　难怪老话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特静的秋日，路边的秋花，只有浓妆，却无淡抹。深邃的蓝里透紫，一年里头就美上他一个秋。上帝特有匠心，他总有不 同的颜色，来点缀悉尼的春夏秋冬。春有春花，夏有夏花，秋有秋花，连冷冬（凭良心说，悉尼的冬天只能说冷，而不能说寒）里也有冬天的花。

　　几十年来的一厢情愿，似乎就在今天起了典范之转变。门前的街不远处，竟然出现了三叠颜色。其实，并非新鲜事物，而是过去几年的视若无睹蒙蔽了我。不只是蒙蔽了肉眼的看见，也蒙蔽了心灵的感触。惭愧啊！

　　终年常青的树，浑身的莽莽绿叶；旁边的小叶树却回应了秋的感召，义无反顾地催黄了叶子，披上了金装！小叶树旁边另有一棵树，在秋日凉风里勇敢绽放了紫蓝色的秋花。惭愧啊，似乎首次感受到秋天原来是可以如此美丽。

　　今年的秋，开启了我沉睡的心灵，舍弃了迷蒙，迎接了碧绿、金黄、紫蓝的秋天。原来，秋天不一定是伤感的，她深藏着浓郁生机，披戴着美丽，盈溢着新意……

（传自悉尼）

刊于《联合早报，四方八面》，2012-04-06   救主受难节

（2012-04-05）总理担忧两社会分化现象

转载联合早报

　　这两个社会分化现象是部分国人表达意见时只从个人利益出发，不为大局着想；另外，国人与新移民之间存在隔阂。他表示谴责与原谅他人不当言论之间应有所平衡，个人与群体利益之间也应有取舍。

游润恬　金边报道

yewlt@sph.com.sg

本地两个社会分化的现象令李显龙总理感到担忧——部分国人表达意见时只从个人利益出发，不为大局着想；另外，国人与新移民之间存在隔阂。

他昨天在亚细安峰会落幕后接受新加坡记者访问时，也谈到自去年大选以来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如何进入了新的阶段。政府更愿意与民接触，但与此同时选民也应思考他们应扮演怎样的角色，是否愿意为国家的整体成功而作出取舍。

获颁教育部奖学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念书的中国学生孙旭，月前在博客发表侮辱新加坡人的言论。这引起了轩然大波，也反映了国人与在本地的非新加坡人之间的隔阂。

李总理说：“他不应该写那篇博客帖子。他写了。他受到了谴责和纪律处分。他道歉了。我们应该接受他的道歉。事情应该能告一段落。一个人说错话，我们没必要因为一起事件而把事情放大，以为所有新移民或在本地工作或读书的外地人都是这样。”

他表示互联网时代尤其容易使国人与新移民的大小摩擦被无限放大，有些人在网上说的话实在太离谱，他们的确不应该这么说。“但与此同时国人的反应也应保持平衡，没有必要为每一句不当言论动怒。”

谴责与原谅他人不当言论之间应有所平衡，个人与群体利益之间也应有所取舍。道义通道居民抗议兴建以长者为对象的小型公寓，以及其他居民抗议在住家附近兴 建乐龄日间护理中心及疗养院等设施的事件，再再凸显了“邻避”（英文not in my backyard缩略语NIMBY的音译）的不理想现象。

李总理指出，以上事件反映的是随着民众的教育水平提高，以及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民众不但比以前更擅于表达意愿和组织起来，发表言论时也变得更加积极。

他表示，长者设施是所有国人都需要的，但却没有人愿意让长者设施建在他的住家附近，这么一来设施建不成，所有人都没得使用。

他说：“‘邻避’不应成为国人普遍拥有的态度，否则我们就无法迈步向前。”

国人以前不是这样的。李总理表示，新加坡过去数十年的一大优势，是国民愿意为大局着想。“从个别的一个发展项目来看，某些人可能获得比较多好处，另一些人则得忍受噪音、灰尘、不便等负面影响。但从国家的整体发展来看，由于多数人愿意以大局为重，因此国家进步了许多。”

他重申政府必须咨询人民并根据民意对政策作出调整，武吉布朗是个例子。“但如果我们最终动弹不得，那新加坡不但没有明天，就连今天的成就也不会有。你将停留在1960年代，我想那不会是一个愉快的局面。”

2011年分水岭大选至今已快一年，李总理在大选后对内阁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并承诺让部长调整政策时享有一定的自由。

询及认为人民对此反应如何时，李总理说：“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政府改变了制定政策及与民接触的方式。这个改变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但必须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他强调政府怎么做只是一部分，同样关键的是，选民如何在新环境中看待他们可扮演的角色，可做出的贡献，以及应为改善现状负起怎样的责任。

他表示政府自然必须尽其所能做得更多，但人民也应齐心协力，为新加坡的成功努力。

他说：“这意味国人不应该只是发声，而同时也应该参与，并认为他们有责任把事情摆正。”

他表示这个过程需要一段时间。“我相信过去一年，民间的情绪和期望已经稳定下来。”

亚细安峰会昨天圆满落幕，李总理也已回到新加坡。他总结本次亚细安峰会的讨论时，再次强调亚细安必须在国际经济存在不稳定因素之际，不遗余力地推动区域经济整合。

 

李雍：孙旭同学言论的性质及缘由

转载自《联合早报，言论版，2012-04-04》

● 李雍

狮城脉搏

“左派”的简单思想内涵，只知以自己民族的悠久文明历史为骄横的资本，不止对他国或他民族的优秀之处视而不见，甚或将优点歪曲为缺点。

　　作为客居新加坡的中国退休大学教师，第一次从报上看到孙旭同学的辱骂言论，既愕然且义愤：一个得新加坡政府奖学金八年，即将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学 子，怎会头脑发昏到如此忘恩负义的程度！？不论是按中国的传统道德观，还是按现代普世的文明道德规范，确如新加坡公众舆论所指，孙旭的言论是对以自己的辛劳所得来，助他在新加坡的大学里学习，获取他毕生所需知识的新加坡人民的极大侮辱，实是以怨报德，是可忍，孰不可忍！

　　但反观新加坡社会对他的反应，更是大度宽容到让我惊异之至；他们并没有如同事例在中国发生后的恶言相加、群起围攻；最严厉的用词也只是“不能容忍”，真是现代文明的处事楷模！

　　虽然，此事已按新加坡现有的教育法纪规范做出了处罚决定，但对此等辱骂言论的性质及其缘由，大有进行一番认真反思的必要；这对孙旭同学本人或他人都是有益无害的。

　　孙旭同学虽然年幼，性格和品德尚未完全定型，但作为即将完成高等教育本科学业者，可谓已进入社会的高文化阶层；他的辱骂言论，正好和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骂香港人是“狗”的骇人听闻事件，出现在同一时段内；这就在客观上使得孙旭同学的辱骂言论，有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含义。

“文革”流毒之害

　　极令人不解的是，具有高等文化水平的人，自然不缺乏语言词汇和理解他人行为举止的知识蕴藏，何以在他们认为可以表示对某些人的不满或气愤（其实所涉及的行为客体，并没有表现出让人不满或气愤的理据，倒都是理应受到赞赏的）时，非得选择使用低级下流的语言不可呢？！

　　仔细分析起来，孙旭同学大多可能受到了中国社会某种思想与文化观念或文化心理的影响；当然像孔庆东一类，则是此一类文化观念或文化心理中之人了。这种不吐污言秽语不能表达其内心气愤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心理，来自何处呢？仔细追寻其社会根源，无不同中国社会所存在的“极左”思潮，以及与此思潮相伴而行的民族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了。孔庆东的例子给我们的这一观察，提供了最恰如其分的注释。再进一步细究起来，这种文化观念和文化心理，很合逻辑地可追溯至中国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及其发动者毛泽东本身。

　　中国上世纪中叶之前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在后半生出于维持个人专权的目的，套用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理论，并未使自己上升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民主根本不是对立的）的高度，相反，他的“极左”思潮在文革中达到了巅峰；他发动的文革，更由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反对其他以苏联共产党为首的所有共产党的所谓“修正主义”为名，而大大成就了他的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

　　十年浩劫中，在他的旨意下，法制荡然无 存，全国到处是随意打人骂人、任意私设公堂、肆意刑讯逼供，文明和文化惨遭践踏；打骂加呼喊“极左”口号成了英雄的标准。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中，与一切“温、良、恭、俭、让”完全对立的施行暴力的“痞子”精神，在早已消灭了阶级的中华大地大行其道。他本人还在一首批赫鲁晓夫诗中，竟然写出了 “不须放屁”的脏话，完全破坏了诗歌的美学。既然革命导师可以无拘束的喊出脏话，那全国人民说话带脏字自不足为奇了……

　　其实，在开始执 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上世纪50年代初，我们作为那时的青年，大多都一心向往着科学和建设，既向往着文明和进步，视打人骂人为力求避讳的下流举动。在那以后，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实际是整人运动，再到1960年代开始的“文化大革命”, “极左”和打人骂人密切相连，相行相随，连绵不断。

　　从中国已有的实情观之，“极左”和民族主义（包括对国内少数民族的大民族主义，和对国际上的大国沙文主义）由于有着共同一致的知识贫乏、思想简单与语言粗暴诸特点，往往都显现在所谓的“左派”身上。如今日的所谓“左派”辱骂力推民主改革的人士为“汉奸”、“卖国贼”者，是为最生动的例证。孔庆东作为“左 派”的急先锋，有眼不视香港人的一些明显具有进步文明意义的行为，却无耻地辱骂他们是“狗”。“左派”的简单思想内涵，只知以自己民族的悠久文明历史为骄横的资本，不止对他国或他民族的优秀之处视而不见，甚或将优点歪曲为缺点。

　　当然，我想孙旭同学年幼，很可能是在对这一实情不甚了了的情况下，与当今的所谓“左派”的行为沾上了边的；故期望他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一定远离开那些低智能的“左派”思想。

作者是中国新疆大学退休副教授

叶鹏飞：冒犯的权利vs非礼勿言

转载自联合早报，（2012-03-18）

● 叶鹏飞

得鱼忘筌

经一事长一智，希望孙旭学会了谨言慎行，也希望大学纪律委员会能做出恰如其分的处理。

新加坡国立大学纪律委员会估计将在近期公布决定，就中国籍奖学金学生孙旭在网上发表侮辱新加坡人的言论，是否作出纪律处分。

　　25岁的孙旭来自中国江苏，于2003年底到新加坡读书。八年来他获得新加坡政府奖学金在立化中学、莱佛士初级学院和国立大学读书，目前是国立大学机械工程系四年级学生，即将毕业。

　　2月18日，孙旭在中国社交网站人人网微博上留言说：“最烦的就是新加坡那些不小心碰一下，就在那边瞪着你，或嘴里絮絮叨叨的中老年瘪三，在新加坡狗比人多。”他的留言隔天迅速在网络世界传开，引起新加坡网民强烈不满。

　　网民的强烈反弹迅速上升为政治意味浓厚的公共事件，连教育部长王瑞杰也罕见地介入。他在回答记者的询问时表示，国大应该调查这起事件，若发现孙旭的行为违反了国大学生的行为操守，应该对他采取惩处行动。

　　中国大使馆也卷入其中。在孙旭主动联系大使馆，向使馆官员表白后，大使馆教育参赞周建平对媒体表示，大使馆希望在本地的中国留学生能积极融入新加坡社会，学习互相尊重。

　 　这起事件可以是一起探讨言论自由的案例。孙旭基本上只是在行使其自由表达的权利，这应当得到尊重。当然，其冒犯性的言论内容激起国人强烈的不满，也是他 自己必须承担的后果。在关于言论自由的争论中，冒犯他人（to offend）有其正当性，维护言论自由，反对言论审查（censorship）的一方认为，冒犯的权利（the right to offend）是言论自由重要的属性之一。因为若担心冒犯他人而自我审查，就构成了对自由表达的侵害。

　　从原理（first principles）的角度说，孙旭表达的自由要得到维护，但是他也必须自己负起言说的责任。孟子说：知道自己不正确时，即使对方是一个身份低下的人， 我也会畏惧；但反省之后确知自己很正确时，即使对方有千万人，我也要勇往迈进（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孙旭在舆 论反弹后公开认错，显示他知道自己的错误，无从为自己毫无目的的冒犯性言论辩护。

　　西方国家对言论自由的保护都有所设限，比如在德国和奥地利，主张纳粹主义是犯法的；发表涉及种族或宗教歧视的“仇恨 言说”（hate speech），在英联邦国家也可能面对法律后果。但是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却非常保护言论自由，包括“仇恨言说”，除非该言说能即刻导致暴力或非法行 为（这是给因言获罪设定的非常高的门槛）。出生英国的已故作家、记者希欽斯（Christopher Hitchens），就因为推崇第一修正案而入籍美国。

　　自称为“第一修正案绝对论者”的希欽斯认为，言论自由不只是表达者的权利，也是听众的权利。

　 　他说：“每当你封闭他人的嘴，你也成为了你行为的囚犯，因为你同时妨碍了自己听的权利。”这句话背后含有“教学相长”的意思——没有人是全知全能（所以 没有人可以替他人决定哪些言论能否表达），因而必须重视任何的言论表达，特别是与自己立场相反的意见，因为可以通过相反的意见，来反省检视自己的认知是否 正确。

　　孙旭的言论到底只是年轻人少不更事，缺乏教养的无聊牢骚，还是具有让人反省的价值，在国人被冒犯后高涨的不满情绪里，似乎已经不再重要。因为这些不满，其实更多的是冲着政府宽松的移民政策而来，事件所带有的政治色彩，可以从人民行动党籍议员马炎庆的遭遇窥见一斑。

　　马炎庆针对孙旭的言论，呼吁国人不要以偏概全，应该自我反省，他说：“每个社会都会有害群之马，我们也应该自我反省，我们是否如他们所形容的那样？”他的这番言论结果被网民指控为“偏袒外人”，群起而攻之，迫使马炎庆随后在国会里向国人道歉。

　　类似希欽斯那样的“第一修正案绝对论者”，以其极端、鲜明、易懂的立场，容易吸引人；但是从中庸之道来看，绝对论却也可能失之偏颇。相对于“冒犯的权利”，“克己复礼”或许更符合人情人性。

　　孔子在答复弟子颜渊问“仁”时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是很有分寸感的智慧。经一事长一智，希望孙旭学会了谨言慎行，也希望大学纪律委员会能做出恰如其分的处理。

（作者是本报评论员）

春节想家

不管路有多远，多遥，总要把它走完，因为路的尽头，必然有家。

　　我说，想家啊，管他是云的故乡，抑或是故乡的云，我都想家，春节时分更是如此！当中医的朋友听了，解说这是游子情怀，离家之后的游子，总觉得家乡好。游子啊，游子，家乡真的那么好？

　　见过了命运同样有阴晴圆缺的外国月亮之后，真的，月亮，还是故乡的圆。盖顶的苍穹，披星戴月埋头苦干的游子，偶尔仰首瞧一瞧，真的，头上青天，还是故乡的蓝。远处飘飘浮浮的，近处袅袅萦萦的，似浪如棉的云啊，还是故乡的美。

　　这里的水，或许纯净度更加高，透明度更加晶莹。尝过了井水的大孩子啊，还是故乡的水甜啊！或许有人垂涎麦当劳和肯德基；必然有人意扣新疆的馕，肯定有人情锁辽宁的烙饼，然而，吃了妈煮的鸡饭和咖喱的游子，说起饭来，仍是故乡的香啊。

　　朋友交了一个又一个，旧人离去新人来，握了手的那阵热，暖不了远离家乡的心。故人哪，还是家乡的好哟！

　　无怪乎，市场上售卖一种记忆的饼，主治记忆的病，它的名字是“家的味道”，上有一行字：走遍天涯海角，难忘家的味道。卖的是吃的饼，咀嚼的却是怀念中的记忆，回味的乃是记忆里的怀念。

　　想来，曾经幻过外国的梦，向往过外国的月亮。年轻的心，强健的脚，挺直的腰，要往小岛国外边的世界奔跑。那里什么都好，什么都更好，人更好，空气更好；天更蓝，云更美；花更香，水更甜；汉堡包更香……当旅行的生活成为了漂泊的命运，人似乎也长大了……

　　不管路有多远，多遥，总要把它走完，因为路的尽头，必然有家。

　　梦，还是要往故乡里寻，梦醒也要醒在故乡的睡床上！

刊于《联合早报，副刊，“文艺城”》，2012-01-27

赖玉甄：故乡的水井

我偏爱引人思乡的文字。。。

天南地北

　　这次去潮州归湖镇乡下，又见祠堂门前那口喝了几代人的水井。见了众堂叔、堂姑们，感觉大家都老了许多，真是岁月不饶人。回想16年前，与二叔和妈妈来时，井却还是现在这老样子，16年过去了，二叔和妈妈早已不在人间，正是崔护诗云：“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于是，我便在这井口边拍了张照留念。

　　家乡亲人对这口天然的 水井都很引以为幸，说它永不会干涸。堂叔们还在井里安装了水管，将泉水导引至几房的门前，方便使用。天然的水喉，不但有益人体，用起来，还没有还水费的顾虑，身心两方面益上加益，人口还能不健康吗。但见他们尽情的洗刷，根本无须在意水的流逝与否，实在只有羡慕的份。而实际上，他们也不是浪费水，只因对天然就有的东西，要用便用，毋须特别在意。就像田里爱种什么便吃什么一样的简单、随性罢了。反观我们在滴水如金的新加坡，已养成节约用水的习惯，一开水喉洗个手，也会顺势将水喉关上，除了节省金钱，还是必须要的珍惜。

　　在一个有水源的地方，即使贫困，也可以无后顾之忧。首先，它也必然有肥沃的土地，只要不懒惰，不至于没饭吃，基本的生活还是能维持。但如若一个地方没有水源，就像一个没有了水分的人体，存活便是奢谈。

　　如今看到故里今又添了新的年轻一代，老房子虽已更老，可却充满了勃勃的生气，里里外外，都有小孩、少年、年青人的身影，就像老树抽新芽般的繁衍不息，这，不正是因为有着那口老水井源源不绝的泉源，滋养了这方土地的人脉，所以子孙昌盛么。

　　故乡的水井，让我感到大自然的赐予是那么的珍贵。那么，维护地球上天然的一切生态，对人类的繁衍不也是很重要吗？

转载自《联合早报，四方八面，2012年01月11日》（2012-01-11）

吴泽阳：一场被极端化的辩论

小青年写的文字，深深吸引我。这么一把年纪，竟然写出如此深入有力的文字，实在令我钦佩。好家伙，继续努力啊。。。

转载自《联合早报，言论版，2012年01月11日》

怎么看部长减薪报告

　　针对薪金检讨委员会的报告，大家已经说了很多、很多。报告里面的说辞和数据被一次又一次的转述，也已经让人厌烦。李显龙总理已经决定接受这份报告的建议，说明这件事的大局已定，1月16日的国会辩论应该不会擦出新的火花。现阶段可以算是一个“劝导期”，即支持者试图劝服反对者的时期。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任何关心政治的公民在这件事情上应该都很难保持中立，情有可原。要是有一个词可以用来总结这整场辩论里面的各种用来归劝的论据的话，本人觉得这个词是“极端化”。

　　极端化”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将问题局限在很小的一个视野和状况里面来讨论。第二个层面就是把一些后果过度地放大。这两种手段在辩论里面是经常被使用的，也很有效。可是，当我们的目的是要通过讨论来得到真理的时候，这种做法就很容易让议题失焦。本人可以用几个例子来作说明。

　　薪金检讨委员会第一个要遵守的原则就是“确保薪金够具竞争性，让有才干的人不会因而退缩”。这个原则背后所凸显的信仰是“钱针对所有人都是万能的”。只要细心地想一想，我们便可以发现这种观念不是完全正确的。国际权威的盖洛普咨询公司去年便发现当一个人的年收入达到6万美元之后，这个人的快乐水平便不会再有任何显著提升。同时，世界各国都有著名的商界人士转而从政的事例。比如新西兰现任总理约翰·菲利普·基从政之前是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外汇事务的国际主管，年收入达225万美元，却依然愿意担当年薪仅30多万元的总理职务。这些事例说明要吸引真正的人才，高薪不是唯一的方法，更不是最理想、也不是最现实的方法。试问，高薪的人才从政，是更稀罕那钱，还是更稀罕那职务所带来的权力？

　　有些读者可能会反驳我，认为“钱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这一观点是本人要探讨的第二个被极端化的例子。不少报章的撰稿人都异口同声地提出“政治热情不能拿来当饭吃”的观点。本人完全同意：有做事就要给工钱啊！可是，这种论述的言下之意是在指责纳税人太过吝啬，把政治人物的薪水压得太低，等同于压榨他们。本人要问：减薪就等于不给薪水吗？减薪之后，即使是最初级的部长、即便是一年的工作完全不达标（无常年可变动花红、个人表现花红、国家表现花红可拿），新加坡的部长依然可以领取至少71万5000新元的年薪。

　　另外，也有不少人提出假如不给高薪就会让新加坡变得平庸、甚至是贪污腐败到处滋生。他们也认为新加坡早期领导人的奉献精神是一种巧合；我们不可以用同样的标准来检视现在这一代和平时期的领导人，这些都是被极端化的论据。本人早已在去年12月29日所发表的文章里提出贪污是没有借口可言的。这种危言耸听的“国家沦丧威胁论”实在是没有道理，因为这是在拿国家未来的福祉来做为个人利益谈判的筹码。新加坡的贪污调查局世界闻名；“高薪养廉”的说法其实是抢了贪污调查局杜绝贪污的功劳。

　　就“奉献精神巧合论”来说，它也把现在的领导班子贬低了。难道和平时期的领导人就非得给高工资才能挤出跟前辈一样多的奉献精神？难道现代新加坡社会真的发展到穷得只剩下钱？我相信这对不少有基本自尊心的人（包括有意从政的年轻人）来说都是一种人格上的侮辱。与其把精力花在替这种谬论狡辩，不如好好检讨如何让新加坡的政治制度更能凸显公共服务的真谛，避免让政治继续这么金钱化、物质化下去。

　　薪金问题之所以触动这么多国人的神经，主要就是这一问题一直没有被真正的解决。假如这一问题能够真正的被解决，政府也就不用学吴俊刚先生所倡议的“力排众议，引导舆论”那么困难的方法去说服民众了。通过极端化的论据来尝试说服群众是对不起公共智慧的。最重要的是，4年半之后，选民会更愿意接受现在出现在主流媒体上的评论观点，还是在网络上的另一些评论观点呢？

　　最后，本人还是呼吁在辩论的时候，观点不同没关系，但应该有基本的礼貌。《联合早报》1月9日的言论版里面出现的“耍嘴皮子”和“扯淡”这类谩骂他人的粗俗词语以后应该尽量避免，这样才能显示各方的风度。

作者是等待入伍服役青年